讨论中国的现代设计,不能脱离中国的实际情况。一个是中国的文化背景,一个是中国的社会环境。中国的文化背景是积淀了五千年底蕴的传统文化;中国的社会环境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。如果脱离了这两点,中国的现代设计将一事无成。
吃过洋面包的中国新生代艺术家和设计师,可以拿着西方种种“主义”,种种“流派”,去把玩,去神侃,但是一旦要用于实践,就像什么?是我们的城市在被“曼哈顿”化,是我们的广告在被“可口可乐”化,是我们的时装在被“巴黎”化,是我们的快餐在被“麦当劳”化,是我们的视觉在被“花花公子”化,是我们的艺术在被“纽约”化……等等,不一而足。这只是表象,但是就在这些无数的表象中,也的确使人看到了在全球化阴影下,我们的一些艺术家和设计师的浮躁、肤浅和盲目。我们可以通过下面这个案例看一看所谓很“前卫”艺术的浮躁、肤浅和盲目。
记得媒体上曾经有这样一则报道:《三裸 女做画笔,艺术何为?》说的是2002年 4月10日,在南方某城市的一次博览会上,一位行为艺术家与三名袒胸露乳、着T型三角内裤的模特,激情现场表演了一场“裸体做画笔”的行为艺术。记者写道:三模特相视着缓缓脱下花袍,仅着白色三角小内裤,露出性感健美的胴体。她们每人拿起一个红色木鱼,依次登上了T型台。这时,坐在台子前端,披着满头长发、穿一身深色中山装的艺术家,左手拿汉堡包,右手抓大瓶可口可乐,狼吞虎咽吃喝起来。钢琴叮叮铛铛演奏着不知名的曲子,三模特扭动腰肢,敲着清脆的木鱼,梆、梆、梆……围着台子转。突然,艺术家抛掉汉堡包、可乐瓶,站起身,抓起旁边一只装满红颜料的可乐瓶,仰头灌进一大口,猛力喷在模特雪白的胸脯上.
在20世纪40年代,就开始把注意力从画布上转移到人体行为本身,这一运动被称作“行动绘画”(Action Painting)。艺术家通过绘画过程而使自己在作品中“出现”,导致艺术家的躯体成为运用颜料的工具,类似画笔。身体的痕迹直接留存在作品中。把身体直接当成“画布”,供绘画之需。行为艺术家的鼻祖杜尚在1946年搞了一个名曰《任性的风景》,赠给自己的情人、巴西艺术家Maria Martins。Martins的身体曾为杜尚的作品《Given》(1946-1966)和《Please Touch》(1947)用作模特。《任性的风景》是一幅材料不明的神秘抽象绘画。1989年,化学分析显示,它是由精液做成的。杜尚将另一作品——由取自头部、腋窝和阴部的毛发压成的树脂玻璃,献给了艺术家Robert Matta。1956年10月第2届日本东京具体艺术展上,Shozo Shimamoto通过投掷颜料瓶作画。他将颜料罐猛掷到放在地板上的画布,画布并未固定起来。画布上形成了玻璃状的表面,鲜艳的红色、橙色和黑色,使人联想到火和毁灭。据说这是强调绘画的随机性和自然性。1960年Yves Klein(伊夫·克莱因)和巴黎国际当代艺术画廊的老板Maurice d‘Arquian一起,在100多位艺术界人士面前策划了一次壮观的表演,演示了人体绘画的过程。身穿燕尾服,打着雪白的领结,克莱因指挥两个裸体模特在画布上移动。模特身上涂有蓝色颜料,从而在画布上用身体留下蓝色的痕迹。被称为“蓝色时期的人体绘画”。于是,就有中国“精英”艺术家把“展死尸”、“吃死婴”、“割人肉”、“杀生灵”等灭绝人性的残暴行为,罩上“艺术”、“文化”的光环,请上了审“美”的殿堂。